时间：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７日
倾诉人：王洪斌，男，７４岁
       退休
采访记者：王海强
采访地点：大杨树明华楼茶庄
    我现在有两个遗憾：第一个是几年的军旅生涯，没有得到一枚军功章；第二个是当年乡亲们欢送我参军时，自己曾立下豪言壮语——建功立业为家乡争光、事迹见报的承诺没有实现。
我的童年往事
    我于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出生在山东省高唐县尹集镇一个叫徐官屯的小村庄。由于家里太穷，从懂事起，我就不知道饱是什么感觉。有时看到东家的孩子吃饱了打嗝的样子，便觉得很诧异，因为自己吃饭的时候总觉得碗太小，总觉得不够吃。那时候想得最多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美美地吃上一顿饱饭就再无遗憾了。我在家是长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１２岁时就出来给人家扛活打小工，就为了有人管吃、管住和一年的救命粮——一布袋几十公斤的玉米。
    做了几年的长工下来，我练会了一套农活，用农民常说的一句顺口溜就是耕散、耙溜、耢手、收割扬场扛布丢（袋）。年纪轻轻的我成了一个庄稼好手，受到了乡亲们的称赞，以至于当时就有人给我说亲，这也是当时家里虽然穷而我却早早结婚的原因。其实，我之所以受到乡亲们的好评，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好劳力，还因为我有种而得到大家的佩服。那时已到了抗日战争末期，小日本那时虽然大势已去，但困兽犹斗。日本鬼子知道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不了多久了，便变本加厉地对占领区实行更疯狂的扫荡。多亏家乡的游击队，让日本鬼子的每次扫荡都以失败而告终。于是，日本鬼子对地下抗日武装恨之入骨又毫无办法，只能在城里城外到处设卡和安排暗哨，对过往行人严加盘问，一旦觉得可疑就搜身或者强行押走进行拷问，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甚至过往的行人都不敢随便搭话，生怕被盯上。有一天，我进城卖柴草，快到城口时，我碰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中年男子，向我打听去刘庄的路，我给他指了指方向。那个中年男子道声谢离开，但没走几步又转过身来，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去的地方，因为刘庄有日本鬼子，我答应了。他刚走没多久，便有一个汉奸带着一伙日本兵过来，问我刚才和什么人说话。我说和我的一个亲戚说话，他回家去了。这伙人不信，日本兵还把明晃晃的刺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还是一口咬定不松嘴。就在情势危急的时刻，我们村的一个人幸好路过，他连忙过来帮我说话，这才打消了这伙人的疑虑。等回到了村子里，我英勇的事迹就传开了。大伙纷纷伸大拇指夸我有种，敢在小鬼子的刺刀下不下软蛋，是条汉子。这件事也让我有了一个外号——豁门，意为我刀架着脖子还敢豁出去，不怕死。
    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了�熂蚁缫灿�来了黎明。那时候，百废待兴，教育先行，村村都建起了学校。以前家穷，上不起学，现在好了，可以免费上学堂、学文化，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然而，看着伙伴们一个个都去上学了，我却不能上学。因为我是给人干活的小长工，期限没到，东家不让走。但我又真的想上学，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伙伴们一起坐在宽敞的教室里，听老师讲课，下课一起和同学玩耍，开心极了。我和伙伴们手拉着手，转啊，笑啊，笑着笑着，我在梦中笑出了声。梦醒了，我想上学的念头更强烈了。第二天，我来到村里的小学校，围着学校转了一圈又一圈，等到中午放学我正要走时，我的伙伴们看见了我，他们问我想上学吗？我说想，但东家不让。伙伴们说我们给你想办法。这天中午，我的伙伴们来到我的东家家里，叫我去上学。东家说我没空，让他们走了。伙伴们一看不行，便想了个办法。第二天一早，蔡成河、蔡成珠、刘金木他们三个又过来叫我，东家又说不行，他们三个便说是老师让叫家长去学校。东家一看这阵势，以为是学校真的叫我去上学，便放了我。我和伙伴们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学校，正好老师在点名。点到我的时候，我没有大名，就报了小名来喜。老师说上学了应该有个大名，有人说我大名叫豁门，大家都笑了。老师说，大家想想给这位同学起个大名吧。四年级的蔡成俊同学说，我给他起个名字叫王鸿斌吧，老师说不错，能文能武，将来能大展宏图。从此，我便叫王鸿斌至今，只是当时觉得“鸿”字笔画太多不好写，为了方便就写成“洪”了。
难忘的军队生活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我怎能上了学？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会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次学校抽考，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随后，我又在县城中心校的竞赛中获奖。学校见我积极进取，便着力培养我，１９４９年，学校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让我担任大队长。担任大队长期间，因我表现突出受到学校的好评。
    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我不能上前线，便在家乡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工作，以尽我之力。１９５２年我高小毕业，我没能继续上学，便留村里当了速成班的辅导员，后干过基干民兵班长、乡政府武装民兵文书等。这些工作经历让我产生了要当新中国的人民子弟兵的想法，但当时没有义务兵制度，所以我就把这个想法深深埋在了心里。
    １９５５年，我国兵役制度改革，实行义务兵役制。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高兴地蹦起来，第一个跑到报名处，申请当义务兵。当时，我和弟弟都争着参军，我父亲在报名大会的台下说，你们不要争，我送你们俩一起参军。顿时，台上台下人们热烈鼓掌，正是乡亲们的掌声才引出我当时豪情壮语般的承诺。后来，弟弟由于体检没通过而没当上兵，我则带着父亲和弟弟的殷切期望踏上了从军之路。
    我所在的部队驻所在辽宁省宽甸县，我当的是防化连的特种兵，并任野战气象观察员，由于我的文化素质以及当兵前在家乡的优秀表现，不久被提为班长。参军一个月后，部队发津贴。我拿着当兵第一月的７元钱津贴费，心中是难以形容的激动。我揣着这７元钱来到宽甸县新华书店，选购了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实践论》等共计１２本书，应当时在北京读书的同学蔡成河委托，我把这些书和其他一些技术资料书籍寄给了他。通过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使我懂得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也端正了当兵为谁打仗、为谁当兵的态度，明确了政治方向，即放下锄头，拿起枪，要一心一意安心在部队学习杀敌本领，报效祖国。此后，我在第一个季度的军事专业理论知识比赛中，取得了全连新老兵中第二名的好成绩。我被部队评为优秀共青团员并上了光荣榜。这是我参军以来第一次获得嘉奖，更坚定了自己学好本领、建功立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我在部队几年获得的嘉奖和荣誉奖章无数，但令我最难以忘怀的是宽甸县城百货商店救火那次。那是１９５６年大年三十晚上，城里的百货商店由于燃放鞭炮而引起失火。火情刻不容缓，我带着我们班第一个赶到火灾现场。由于当时的房屋都是尖顶，再加上寒冬腊月，房顶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攀爬十分困难。另外，房顶都是草棚做顶，如不及时灭火，火借风势一旦蔓延开来，全城的房屋将会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后果不堪设想。当时不容细想，我第一个冲了上去，用钩子把房顶斜坡上的积冰钩成一个个冰坑，然后踩着这些冰坑，冒着随时摔下来的危险，一点点地爬上房顶。俗话说，打虎打头，灭火灭头。经过几个小时的扑救，火灭了，人民的财产保住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这也算是一场战斗，战斗的胜利让我们忘记了疲劳。那个夜里我们几乎没有睡觉，因为那天夜里我们还救了次火。那次我们连受到了师部的嘉奖，但由于当时部队不记军功，所以我想获得一块军功章的愿望始终没能实现。
    １９５６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了党，我的干劲更足了。年终，我被评为战斗训练积极分子，并以代表身份出席军部全军战斗训练积极分子表彰大会，受到了嘉奖。１９５７年，由我发明改良的化学炸弹、夜间标志灯和飞机布撒器等项发明在丹东举办的军事科技产品展上获奖。在年终的劳卫制全面考评中，我又获得劳卫制奖章，劳卫制奖章是当时军队对士兵个人综合素质给予的最高荣誉。
    三年服役期满，我本该转业。由于连队要外出演习，所以部队想让我留队一年来负责新兵的训练和后勤工作。为了站好最后一班岗，我将全连的咸菜保管、收黄豆和养猪等工作顺利完成。转业前夕，我经师部推荐到辽宁省桥头防化教导处学习，学习期满被授予“准尉军衔”和预备军官之职。这是我部队生涯的最高奖励。
离开军营的日子
    １９５９年，我转业到辽宁省锦西化工厂。在参加千人打大井任务中，我由于工作出色而获得先进工作者的奖状。而后，我被安排到锦西化工研究院工作，参加国防尖端产品研制，研制出的科技产品先后受到国务院、中央军委、国防科委以及化工部的联合通报表扬和奖励。随后，我被提干到党办工作，负责审干和对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选拔工作。由于工作中的成绩，１９７０年，我被评为“荣复转”军人的代表，出席了锦州市的人民代表大会，获得奖状。
    我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在生活中我向雷锋同志看齐，做一个助人为乐、大公无私的人。
    记得那是１９６１年秋天的一天夜里，我下班回家，在路过一栋单身公寓楼前的小操场时，发现有一位妇女倒在地上，面色苍白，表情痛苦。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待产孕妇。由于她丈夫上夜班，她便一个人去医院检查，没想到了半道，孩子要出生了。深更半夜，当时又下着雨，天气很凉。我一看连忙站在路边拦车，当时车很少，最后总算拦往了一辆货车把那位孕妇送到了医院。那位孕妇在医院生下一个女孩，母女平安。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有的我已记不清了。有的事情还是别人提起我才想起来，还有的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连被救的人都不知道是谁救了他。当时我们厂有位女工在工作中被氯气呛倒，不省人事，我当时连忙喊人把她抬到我的自行车上送到厂医院抢救。经抢救后这位女工脱离了危险，但她至今也不知道当时是谁救了她，因为当时在场的人都没有说这件事，我也不让他们提。在我心里，是这样想的，我从解放前的一个小长工成长为一个新社会的主人翁，这全是靠共产党和人民的恩情才有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新生活，没有共产党，说不定我到现在可能还是一个天天吃不饱饭的老长工。每当想到这些，我都有一种报恩的心情，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是天经地义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
“五爱”伴我度一生
    １９７２年，我们化工研究院响应国家备战需要，搬迁到河南省焦作市化工二厂。我负责场房电器的安装，由于从未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一切都得从头学，在干的过程中学。那时候，国家的物资仍比较匮乏，我们是能省则省，尽量为国家节省材料。在安装避雷针的时候，当时计划用８棵，但实际上４棵就行；建一间厂房计划用１２根钢材，但经过计算论证８根就可以，于是我们请示厂里获得了批准。这样一来，我们就为国家节省了近一半的物资开支。而后，我又被组织调到厂办负责全厂的安全教育工作，又是从头学起。安全生产是大事，关乎着一线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了得到详细的数据，我下一线、走车间调查了十几个生产车间，把那些有毒、有害、有危险的岗位和操作人员的情况都记录下来，以便于开展安全教育和消除安全隐患。我克服种种困难，常下基层了解一线生产情况，为熟悉和做好本职工作打下了基础。２０年来，我从没因失职在工作上出现过事故。努力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年年被厂里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工会积极分子和治安积极分子，优秀共产党员一年内我被评了五次。
    １９９２年，我光荣地从厂里退休，但我人退心不退。我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心还是时刻牢记党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挥自己的余热。在业余时间，我在家属区自办板报，把一些国事、家事、新人新事以及党的一些方针政策等书写到黑板上，让大家都了解到国家大事和社会动态，我的事迹还曾被邻居王作让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至今我办板报已经快两年了，我做的这些公益活动不仅受到了大家和党支部的好评，而且也得到了老伴的支持和理解，有了这些做后盾，我还会一直把板报办下去，继续为大家和社会做有益的事情。我当年在学校上学时，在青年团学过“五爱”，这“五爱”的内容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正是这铭记在心的“五爱”，伴我度过了风风雨雨的６０个春秋，成了我人生中的引航灯。